2022年的疫情期间，被封控长久的丹东有位女儿带父亲看病。父女俩带有社区开的证明，还有当日的核酸阴性结果，但就因为健康码是黄码而不是绿码，遇到的警察不予放行，结果父女俩情绪激动，发生冲突，警察将女子推倒，其父亲打击警察脸部，最后女子因阻碍执行公务，被行政拘留10日。其父亲因涉嫌袭警，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。
此事引起强烈的社会共鸣。舆论几乎一边倒地反对警察的暴力执法。依据常识，就和红绿灯一样，红灯是限行，绿灯是放行，设立黄灯的目的，就是考虑到红灯和绿灯之间需要个人判断的情形。我想健康码的初衷也该是这样：红码不能出行，绿码不得阻挡，但是看到黄码，就需要个人判断了。如果黄码也限制，那只留红码绿码，让机器执行好了，要人干什么？
如果父女有社区证明，有核酸阴性结果，依然是黄码，则可能是系统出现了错误，或是有所延误。从动机上看，父女出行是为了看病拿药。那位警察死板板地根据黄码显示，禁止通行，说明警察自己背离了黄码背后所依据的常识：也就是说，此事需要个人的判断。一刀切不许通行，除却新冠不是病，阻碍人家看病拿药，实在是匪夷所思。
哪怕是在古埃及，也说不过去。《出埃及记》的一开始记载了这么一个故事：以色列人约瑟，被弟兄卖到埃及，在埃及扎下根。他家族的很多人在埃及寄居，生养众多，后来新的法老不认识约瑟，对以色列人的繁衍产生了担心，害怕以色列人壮大起来，有朝一日会和仇敌一起，攻击自己。于是，法老下令用重担害以色列人，谁知道以色列人越发壮大。最后法老开始搞“计划生育”，要以色列的接生婆看到希伯来妇人生育的时候，将男婴杀死。
这两个接生婆，一个叫施弗拉，一个叫普啊，都是以色列人。面临法老王的杀婴命令，《出埃及记》1:17记载：“收生婆敬畏神，不照埃及王的吩咐行，竟存留男孩的性命。”这两个接生婆真是胆大包天啊，竟敢违抗法老的命令。这是救了他人，自己死路一条。果然，法老召见了她们，问她们为什么这么做，两位接生婆说，希伯来妇女比较健壮，接生婆自己还没有到，她们就把孩子生下来了。《出埃及记》记载：“神厚待收生婆…收生婆因为敬畏神，神便叫她们成立家室。”（1:20-21）。
我非常敬佩这两位接生婆，她们极有勇气。对犹太教和基督教的人来说，她们敬畏神，敬畏更大的命令，关爱生命，才会有这种置自己生命于不顾的行为。哪怕对没有宗教信仰的人来说，凭借常识，对于一些恶法和一些反人类的规定，是否要去严格执行？这时候难道一个人真的没有选择，没有基于常识和良知的判断吗？
我们再说说一个纳粹的故事。1961年4月11日，以色列政府在耶路撒冷，审判德国纳粹的头领艾希曼。犹太裔思想家汉娜·阿伦特，以《纽约客》特约撰稿人身份，报道了这场审判。1963年，她出版了《艾希曼在耶路撒冷——艾希曼审判报告》。其中提出了后来广为人知的“平庸之恶”一说。汉娜·阿伦特认为，人的罪恶分极权主义统治者本身的“极端之恶”和参与者的“平庸之恶”。这平庸之恶，指的是忽略明显的恶行，甚至直接参与这种恶行。
我们再说一个故事。德国统一之前，经常有东德人翻越柏林墙逃到西德，被东德守卫的士兵射杀。为此死亡的东德人有两百多。柏林墙倒塌后的1992年，当年的一位士兵亨里奇（Ingo Heinrick)，因开枪射杀20岁的克里斯·杰弗瑞(Chris Gueffroy）被判刑。当时审判的法官西奥多·塞德尔（Theodor Seidel）称，不是所有合法的都是正义的（”Not everything that is legal is right’）。”面对士兵只是奉命行事的辩护，法官说：“我们不可以因为权力结构，而忽略自己的良知去杀人。”
此案中一共四人受审，开出致命一枪的亨里奇被判了三年半，另外一位开枪而未致命的安德烈·库恩帕斯特（Andreas Kuehnpast）被判了两年，缓期执行。还有两位因为“没有杀害意图，也没有执行杀害命令”，被无罪释放。四个人不同命运，唯一不同的是执行恶令的时候，各有自己的分寸和判断。有的人枪口抬高了一寸或者降低了一寸，不至于让人丧命，这也是一种选择。
记住两位以色列的接生婆，施弗拉和普啊，但愿她们的勇气和智慧，带给我们更多的启发。